总体来说,我对民国时代那一代知识分子是相当景仰的,他们对“古今中外”四个字的学养,是我辈的楷模。在这批所谓的旧知识分子中,我尤其对费孝通先生抱有深深的敬意。
费先生的文字通俗易懂到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去阅读,这一点很多学术专著做不到:你非得找个安静的时刻去钻研。但费先生的书本身并不浅薄,在那些近似大白话的文字中,蕴含着极深刻的道理,足够读者去反复咀嚼。《中国绅士》已经让我领教了费先生的这个本事,《乡土中国》则又是典型一例。
我没有这个打算把费先生所说的话,在这里简明扼要地再说一遍,我哪里有这个本事。我只是打算在这里写一些我“触类旁通”式的感悟。
费先生说,全世界都是人治的,治理社会国家当然是“人”来治理。所谓“法治”,也只是人用法来治理家国天下。法并非治理的主体,而是治理的工具。在中国,主体依然是“人”,工具则变成了“礼”,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治”。
这方面的证据极多,我不再展开。我从“礼治”两个字中,读到了公司治理。
公司是个组织,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比如说,公司规定,迟到者扣钱,这就是“法”,不问是什么人,只要迟到,统统扣钱,这就是“法治”。建立各种各样的规定制度,让这个组织有效率地向目标挺进,这个话,从理论上讲,一点都没错。很好,很强大。
但不得不套用时下的时髦语,谁要是真这么认为,就是“很傻,很天真”。
我总觉得,所谓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除了法治,这个已经存在了五千年的社会,礼治也相当重要。只将法治不讲礼治的,先不说道德对错水平高下,但的确是不符国情,注定是逆流而上,逆势而为,不失败才是咄咄怪事。
曾仕强先生说,中国人做事,合情合理再合法。情理二字,便是“礼”。给面子,叫合情;给脸,叫合理。遵守规则,才是合法。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事情,现实中,多了去了。
是故,迟到者是否需要扣钱,这件事本身绝对不是一条制度能够说明对错的问题。在有的公司里,这条规则对;有的公司里,这条规则错。何故?企业文化不同尔。
大体上,一个组织,职员应该被分为两部分,一批人,法治即可(凡事小到细节都要说清楚);另外一批人,要礼治(凡事讲个原则即可)。以国士待之,他当以国士报之。不过,前提是:他/她确然是国士。
管理管理,绝对不是一碗水端平。
那么,有人要问,凭什么有的人可以迟到不扣钱?这是不明白两个道理。其一、在组织中,人真得是分个三六九等的;其二、如果你想迟到不扣钱,就得有上等的本事。
严格以“法”办事,或者完全依“礼”治公司,那真是不明白,其实,中国五千年文明,就是这两个字: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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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5月份起,开始在窗外的院子里种玫瑰。最近的一个月,终于开花,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
我已经对Wendy唠叨了一个月,说情人节我会送给她我自己种玫瑰,虽然自知我种的这株“卖相”不怎么样,远比不上当天外面卖的“专业”玫瑰。同时,我坚持把这个同属蔷薇科蔷薇属的常绿灌木叫做玫瑰,而更多人一直称其为月季。老实说,我种的,的确是月季,只不过情人节送月季听起来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一直嘴硬。
前几天过情人节,晚上回来抄起剪刀,把盘算的一个多月的玫瑰花剪下来,送给老婆。
结果,看着我们手里的玫瑰花,我们忽然都有些后悔。玫瑰花就这样死了,罪过罪过,觉得挺对不起它的。窗前也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已经能够体验到的,其实就是拥有的;如果一定要用买下来,拿过来,抓在手里等等常规的方法“拥有”它,获得的不见得是自己想要的。
[康奈尔纪事]2008年2月14日
康奈尔大学基因工程及杂交水稻领域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吴瑞先生去世,享年79岁
原文版权属于自康奈尔大学网站 翻译:小铁球
最初发表:译言(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xiaotieqiu/4762)
2008年2月10日,吴瑞在卡尤加医学中心因心脏骤停辞世,享年79岁。吴瑞教授是康奈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学教授,是公认的植物基因工程领域奠基人之一,他最先利用转基因技术研制了多种抗虫、抗药、抗旱及抗盐碱的水稻品系。
吴瑞于1970年发明了第一种DNA测序方法以及一些DNA克隆的基本方法。之后,其他研究者经过多次改进和创新,使这种方法更加高速有效。改进后的方法至今仍在使用,并为以后DNA序列测定奠定了基础,人类基因组序列的测定完成、水稻以及其他物种基因组测序的完成都得益于吴瑞创始的方法。这一方法还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探索产生不同性状的遗传基础提供了帮助。
吴瑞出生于中国大陆,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作为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地政府的科学顾问,在生物科技和教育方面的中美合作领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1999年,他承诺捐赠50美万元在康奈尔大学建立吴瑞研究生奖学金,每年支持一个分子生物学或遗传学领域的一年级研究生。在之后的五年里他继续捐赠,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奖金,每年授予一个分子生物学或遗传学领域的一年级研究生助其完成学业。
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吴瑞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即发展出高效的水稻转化系统.在此之后,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利用遗传工程方法构建了抗病虫害、抗干旱和抗盐碱的水稻品种。他们从马铃薯中分离出一个基因,命名为PIN-II基因,该基因是一种蛋白酶抑制因子II,能够导致水稻产生一种干扰粉红螟虫消化过程的蛋白,导致该昆虫进食减少,从而降低虫害损失。在另一项研究中,他们将一种具有抵抗盐碱和干旱能力的大麦基因转入水稻,使得水稻可以在盐碱地条件下生长,并能够迅速恢复干旱带来的损伤。
在第三项研究中,他们在野生种水稻植株中引入了合成海藻糖的细菌基因,从而增加了水稻对干旱、盐碱和温度耐受性。吴瑞及他的同事们说,这一策略也可以提高其他作物的抗受性,包括玉米,小麦,小米,大豆和甘蔗。
1966年,吴瑞进入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任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副教授,1972年升任教授职务。2004年,吴瑞获得了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领域的“理伯蒂·海德·贝利教授”称号。1976-1978年,他担任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主任。在加入康奈尔大学之前,他曾在纽约市公共健康研究院的Efraim Racker教授手下做博士后。他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他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医学研究理事会在英国剑桥实验室的资深研究员,还是麻省理工大学生物及化学系的客座副教授。
在1989年休假期间,吴瑞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所长。他还在北京大学担任了名誉教授及兼职教授。
吴瑞创立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这个项目从1982年开始到1989年止,向外输送了400名中国顶尖的学生前往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这些学生中有超过100多位已成为各名牌大学的教授或大企业的核心成员。这些科学家与中国科学院的同事一起成立了吴瑞协会,以促进生命科学前沿发展。
除了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担任政府的科学顾问,吴瑞还分别在两岸发起建立了分子生物学研究机构,即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生物及农学研究所,以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此外,他还担任中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荣誉教授。
吴瑞由于对科学的促进工作,于2003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2002年被授予久负盛望的Frank Annunzio奖,该奖是由哥伦布奖学金基金会颁发的。
在1982到1995年间,吴瑞担任了中国国家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的科学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及农业科学研究所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台湾国立科学委员会转基因植物项目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台湾国立科学委员会国际交流中心基因工程及生物技术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1928年8月14日,吴瑞在北京出生。1948年,他受到当时正在参加旧金山举行的专业会议的父亲的催促前往美国。1950年,吴瑞在阿拉巴马大学取得化学学士学位。之后于1955年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61年2月加入美国国籍。
吴瑞去世后,留下孀妻克里斯蒂娜和两个孩子艾伯特吴和爱丽丝吴,并有三个孙儿。
吴瑞为他的所有同仁们树立了最崇高的榜样
本周内,来自他的同事以及合作者的悼念洋溢在整个康奈尔校园。分子生物学教授Volker M. Vogt说到:“吴瑞的名字家喻户晓,他拥有来自康奈尔乃至全世界成百上千的崇拜者和朋友。他是重组DNA技术和植物基因工程植物领域的先驱。”
“ 许多年来直到现在,吴瑞和他的合作者们成功研制出了耐干旱和抗盐碱的水稻转基因品系,为一大部分靠稻米生存的人提供了更多的食物,他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这个目标从未动摇。吴瑞还是中国大陆和台湾政府的科学顾问,他对中美两国的生物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合作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是两岸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中颇受尊敬的人物。吴瑞拥有深刻的洞见和敏锐的判断力,这在我们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系非常突出,使人无法忘怀。他在解决科学和人际关系的问题上的‘我能做到’的态度,使得很少有人对他有愤怒或偏见,他受到人们一致的尊敬,这为他的所有同事树立了最崇高的榜样。”
吴瑞的慷慨是无与伦比的,他捐款支持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籍或华裔美籍研究生完成学业,这就是他慷慨精神的最好鉴证。他无私地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他的事业,吴瑞真正留下了一座丰碑。他康奈尔大学的同仁和学生,以及全世界的朋友都将深切地怀念他。
植物遗传育种教授Elizabeth Earle说:“ 我将永远记住吴瑞的热心,他刚刚把他为我和我家人拍摄的一次家庭活动照片发给我;他经常参加我们举办的植物育种研讨会,每次都坐在第一排并且认真记笔记,看到这样杰出资深的科学家能对研究生的基础工作感兴趣,永远站在学术前沿,这些非常令我感动。”
另一位植物遗传育种教授Susan McCouch说:“吴瑞是一位绅士,一位学者。他对水稻研究的献身精神,他对发现新知的热情,以及对年轻一辈科学工作者的真挚感情,都将被他的众多朋友、同事和学生深切地怀念。他为水稻转化系统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这套系统已被广泛应用,在整个水稻培育的领域中解决了众多制约农作物生产的问题。他在我研究生期间给过我很多支持和指导,他在给我的整个职业生涯给予我的友情和帮助,都令我非常感激。我会想念他在我们每周的研讨会上坐在第一排的身影;他消瘦的身影,走路时笔直的体态,这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都没有改变,他敏锐的目光和亲切的笑容,每每回忆起这一切我都会觉得温暖。”
吴瑞的长期合作者,高级研究助理Ajay Garg说: "他不知疲倦的帮助别人,他的慷慨和美德将伴随我们到永远。我和他都有一个梦想,就是看到我们的研究成果使全球的人民受益,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梦想的实现。我感激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在康奈尔大学工作的机会,并引领我进入转基因水稻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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