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环境NGO这十几年来发展很快。1999年我们第一次在华盛顿开NGO论坛的时候，只有十几家参与，2003年在北京的时候，有一百多家来开会，现在统计有二千多家（包括学生社团）。而且NGO这几年影响也越来越大，通过怒江建坝的争议、圆明园工程的重新环评，节能活动的推广等，NGO的声音在扩大，社会对环境NGO了解更多，政府对NGO的态度也在改变。

总的来看，学生社团发展很快，草根NGO有一些进展，与政府有关的NGO数量在增加，同时，NGO涉及的范围也更宽，不单是教育和自然保护的NGO，还出现了涉及环境政策，监督和维权等各类NGO。

中外对话：在您看来，中国国内环保NGO的发展还存在哪些限制因素？

比如去年在武汉开第五届NGO论坛时遇到一点麻烦。原来在中国开国际会议只要副部级单位就可以批，所以我们一直和中国人大合作，校长OK了，就可以开会。去年政府把会议审批权收回到教育部，教育部对基金会不了解，对NGO也没兴趣，所以不愿意批。因为我是武汉大学校友，和学校关系不错，所以武汉大学和教育部做了一些沟通，教育部最后和驻华盛顿使馆教育处联系了一下，基金会和教育处的关系也很好，所以他们帮我们说话，教育部最后批了个“2007年NGO学术会议”。在中国倡导NGO不太容易，各方面关系都要有。

NGO的运作经费是另一个瓶颈，相当多的NGO停留在志愿活动的层面，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施加影响。NGO自身的能力，包括机构管理、项目管理，公共关系等也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中外对话：在您看来，中国的环保NGO组织和国外NGO组织的主要差距目前体现在哪些地方？

何平：国内NGO和国外NGO的差距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影响力，国外NGO对环境和自然保护的立法影响很大，对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有直接影响，国内的NGO还做不到；第二是成员的覆盖面和社会支持度，美国几大环保NGO，如塞拉俱乐部、全国野生保护联盟等会员都在百万以上，有什么重大活动，可以一呼百应，但国内最好的NGO也只有一万左右会员（不包括行业协会），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力度有限；第三是经费，美国大的NGO年度财政都上亿，国内的只有几家能上百万，有不少是没有正常运作经费的，主要是国内的筹资渠道太有限，社会捐助的风气也没有形成。

目前国内环保 NGO的规模与环境问题的巨大不成比例， 新设的环保部应当走出行政环保的老套套，为环保 NGO 的发展作些具体的事情，否则，中国的环境改善不容乐观。

中外对话：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实现NGO组织与政府以及普通民众的良性互动？

何平：NGO与政府应当是合作关系，NGO通过活动和项目，促进公民参与环保，协助政府治理环境，包括提供信息、反映情况、提出方案等，同时政府也是被监督对象，因为有些破坏环境的行为是政府在主导。NGO的活动应当尽量让政府相关部门知道，有些活动可以邀请官员参加，同时多和人大、政协等机构联络，因为这些机构对民间活动比较宽容和理解，也较容易合作，同时他们对行政机关也有直接影响。NGO和公民互动应当是经常性的，NGO很多项目的服务对象就是普通公民，同时要充分发挥媒体作用，让更多的人知道NGO的项目与活动，现在网络发达了，传统媒体上不去的话，网络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了解情况的人越多，NGO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与参与。NGO的影响不是权利和金钱，而是靠人气和信息，所以NGO的活动，参与的人越多越好，报道得越多越好。

中外对话：在您看来，NGO可以重点介入哪些领域？如何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何平：NGO介入的领域是没有限制的，根据自身的条件以及周边环境的问题，选择适当的题目，做自己以及组织最擅长的事情，以及公众最关注的问题。目前国内环境问题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只要选好题，坚持下去，总会出结果的。比如有医学背景的人，可以对某一地区人群某种疾病与周边环境的关联进行调查，有工程背景的人可以对某一重大工程环评情况进行追踪。周边有重要文物的组织可以对影响文物保护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对文物保护单位提出建议等。但作为一个NGO组织，要有明确的目标和重点，不能什么都介入。

目前国内的NGO大部分比较小，要联合起来才能有影响，北京地区的NGO联合行动比较多，其他地区的NGO也要联合起来，同时学生团体也要和NGO联系，很多时候都在关注同一个问题，但各自为战，效果都不好，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传播平台、放大声音、扩大影响，争取公众支持。另外要选择一些与公众生活相关的问题， 如某一区域的噪音，污水等，先进行调查分析，然后组织相关利益方座谈讨论，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合适的时候邀请媒体报道，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重视。

中外对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能否切实帮助环保NGO以后的工作开展？环保NGO应该怎样利用这个新办法？

何平：信息公开条例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对NGO的活动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NGO的人要好好研究这部条例，充分利用。因为很多NGO的活动受到限制，苦于没有信息的支持。美国有部法律叫“公民有权知道”，要求所有堆放或者埋藏有害物质的公司或单位通知周边的公民，这部法律对美国的环保运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这部法律的影响下，很多公司后来都公布了产品中化学成分对人体的影响， 如油漆中铅的含量对人体的危害等。条例颁布到发挥实际作用还有一段距离，这需要NGO来进一步推动和细化，包括宣传和落实。如果近年内有些成功案例发生，会对如何有效地实施信息公开条例有借鉴意义。

中外对话：您一直非常支持大学生环保社团，您觉得在新形势下这个群体应该怎样才能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

何平：从2001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支持大学生团体，培训了两百多学生团体负责人，他们越来越活跃。去年成立了“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正在积极开展校园节能活动。在目前中国的环境里，大学生团体很特殊，他们所受的限制比较小，可以做不少事情。

大学生环保社团几乎每个大学都有，但社团的人数不是太多，可能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不够新颖有关。大学生的活动不要限制在校园，应当关注周边社区（或城市）的实际环境问题，深入调查，提出建议和意见。另外也可以选择一些社区或中小学，定期去宣讲环境的知识和概念，还可以联合社区和学校搞些活动（如地球日、环境日活动等），总之，要走入社会，扩大影响。

另外，社团本身的发展也要注意“断层问题”，多吸收新生加入，建立一套“以老带新”的机制，这样社团的发展就能持续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