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 hui 学了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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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 一顆著名的小行星將飛躍地球附近: 小行星 1862 (阿波羅).

小行星 1862 發現於 1932年, 是第一顆被確定會軌道橫躍過地球軌道的小行星. 在其發現後, 又陸續有類似的小行星被發現, 這使得科學家們認識到小行星撞擊的危險並未隨著恐龍時代的終結而終結. 當然, 本次小行星 1862 飛躍地球附近並不會有發生撞擊的危險 :-)

小行星 1862 (阿波羅) 在 5 月 8 日最接近地球時, 只距離地球 1070 萬千米. 南半球的觀測者通過大型業餘望遠鏡即可看見它, 屆時, 這顆寬度達到 1.7 km 的小行星連同它微小的 75m 的"小行星衛星" "S/2005 (1862) 1" 將穿越 顯微鏡座 和 天鶴座.

軌道模擬: 小行星 1862 (阿波羅) (需 Java)

周思博文集

=我的blog^2+FlickR图片志+del.icio.us收藏。豆瓣最近还增加了一个类似于mybloglog的读者群功能（基于订阅的），也增加在chedong.com首页右下角了。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两个人吵架时说，这是我们俩的事，与你无关，这就是“2”的世界。

同时，我们也经常会说，吵架是你们的事，但道理只有一个！这就成了“3”的世界。

人类从能够感知世界开始，首先是以“2”的方式理解世界的，他们往往只注重自身和自身以外的世界发生关系，到后来逐步引入了一个第三方的角色，这个第三方开始是人格化的“神”“上帝”之类身份出现；到了理性主义时代，逐步用“客观真理”“自然规律”之类的概念替换；再延伸到社会学范畴，就有了“法律”“伦理规范”之类的东西了；在计算机领域也有第三方的数字证书认证之类的。无须质疑，“3”的世界是人类认识方式的革命和进步，它是构建当前人类文明体系的重要的思维模式！

牛顿的绝对时空，就是非常典型的“3”的世界，有了这个世界唯一的，绝对的标准，为我们构建数学模型，比对事物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判定理论的对和错都提供极大的方便。现代科技和社会采用的世界标准时间，标准度量单位，都是基于“3”的世界。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已经深入我们整个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科技领域，甚至是整个思维唯一可靠的模式了。

但是，历史总是丰富而多彩的，人的思维更是捉摸不透。当我们毫不怀疑地生活在这个“3”的世界的时候，有些不安分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却开始了复辟！爱因斯坦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好友哥德尔也是一个。狭义相对论既无情又武断地废弃了这个绝对的参考标准，重新回到了“2”的世界，在他的狭义相对论中，的的确确重演了本文开头的那段话，“吵架（世界的测量结果）是我们俩的事，不关你！”

阅读全文

《一个黑客的投资者指南》由Eric You XU翻译，此文“列出一些和投资人学到的一些让人感到惊奇的事情”。 ...

《上学记》是何先生的口述历史，另一位作者记录撰写，主要讲了何先生一路上学的经历，直到解放前上完西南联大并工作，然后又上了革命大学，所以他算是解放前参加工作可以享受离休待遇的。

这本书后面有一篇叫“五柳读书记”，何先生自称“我也喜欢读书，但杂乱无章、漫无目的，没有一个中心方向”；他又说，“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这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这样的读书法我也很认同，至少读这本书是这个乐趣。这本书有很大的部分是西南联大，何先生在那里读了大学和研究生，上的是文学院。西南联大历史不长，人数不多，但出的杰出人物实在太多，不论是当时的老师还是学生。按《上学记》的记录，当年杨振宁和黄昆就很狂，总在一起讨论高深问题，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位，很有点三人组合的意思，后来杨黄两位都很厉害。还记述黄有次问杨，说老爱又发了个论文，你看了没有？杨说，看了，一点不创新，老爱真是老糊涂了。当时他还不过是个学生而已。

书中记述当年上课，经常就是2、3个学生，因为清华北大当年一年就收200人，这样上课老师就很自由，学生看来也兴趣昂然。又说当年家庭收入都不怎么样（其实老何的父亲是工程师，老杨他爸是清华数学系主任，都还算不错的），如果要收学费，就老杨也没钱读，但是清华好在上学不交钱，似乎还有零花的，读的研究生之后还可以到中学代课，就更有收入了。

当年的高等教育，也许是本身没有资源的原因，许多课程都直接采用英美教材，教授上课用英文，而名教授也都要上本科生的课。其他不用英文教材的老师讲到名词都一定用英文说出来，一则可能没有合适的翻译或是翻译尚不通用，二则这样方便以后的交流。所以当年的学生虽然在昆明地学，在这方面却一点不吃亏，学英语似乎也并不费劲。飞虎队来了招学生去做翻译，也似乎没有培训。还讲到何先生的好友，著名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人工智能先驱王浩，他在联大拿了硕士之后到哈佛，一年半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何问他怎么这么牛，他说在清华都读过了。

当年的联大确实是有过人之处，还是王浩的经历，他最早接触数量逻辑就是在金岳霖的形式逻辑课上，这个学问在当年世界上也是比较新的，何兆武说，如果这些能坚持下去，中国在一些领域内早就领先了。

又联系到何先生记录的当年的国民心理，说当时虽然困难，危险，也乱得很，通货膨涨到吃饭也成问题，但因为大家都相信未来会更美好，所以心气上都很高，也没有人担心会失败之类。再看联大师生的心气，简直现在也比不了，学生敢狂，也读最厉害的书（他也得知道什么最厉害和找得到），先生们敢于和能够开新课，开创新学问。

当年的教授似乎也没有压力，许多人也没有发表什么大作，像张奚若，但大家都承认他是行家，讲课都承认。

也有一些后来的大师何先生不太认可的，比如他说吴晗没风度，跑警报时很失常，和梅贻奇还能指挥交通正好相反，还说他还当二房东，看有人给价高就把老住户赶出去；他又说冯友兰还是传统了点，知识分子老想着当官，他书里有些部分，比如佛学就讲不到位等等。

这本书开头是葛兆光先生做的序：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不过还是借刚Google到的王浩说的话做结尾吧：
1939年到1946年我在昆明，享受到生活贫苦而精神食粮丰盛的乐趣。特别是因为和金[岳霖]先生及几位别的先生和同学都有共同的兴趣和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觉得心情愉快，并因而能够把工作变成了一个最基本的需要，成为以后自己生活上主要的支柱。我的愿望是：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可以有机会享受这样一种清淡的幸福！

说是这本书还有下集，叫《上班记》，不过何先生不让发表，也许以后可以看到吧。